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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育儿交流]

避免留守儿童悲剧重演应引入更多社会力量

gongjiji 发表于 2017-2-17 16:55 |查看: 40351|回复: 0|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近期接连被曝光的留守儿童悲剧事件让杜爽特别担心,这位长期从事教育公益事业的北京歌路营公益组织总干事认为,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悲剧展示了留守儿童高危的一面,在这背后,孩子们更多普遍性的需求没有解决,极端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。
  与此同时,处于舆论关注中心的贵州省毕节市相关部门也感觉“压力巨大”:一方面是在关爱留守儿童过程中不断加码的工作量,让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超常规工作,身心疲惫;另一方面接连发生的四名儿童喝农药自杀、两名儿童被杀害等极端事件,又让舆论质疑政府和学校到底在如何作为。
  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田坎小学教师杨小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,除了上班期间的教学、批改作业外,下班后的大量时间要用在走访留守儿童家庭上,很少有自己的业余生活,“精神一直不放松,经常很紧张,怕孩子们出事。”
  今年6月9日发生的4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中,年纪最大的孩子正是杨小琴的学生,事发前3周,杨小琴到这个学生家家访了4次,事件发生后,她接到了等待调查结果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的通知。
  面对政府、学校、老师、社会同时感受到的紧张氛围,杜爽认为,长此以往未必有利于推动问题解决,“人的关系越放松时,越有可能亲密,目前全员紧张的状态没有好处。”
  杜爽和同事们曾经给留守儿童做了一项心理问题调查,结果显示,“师生关系”和“别人总说我不好”是受访者最重要的心理问题。
  杜爽认为,这也折射出紧张氛围和心理问题是现在留守儿童身上重要的问题,如果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,会成为各方之间的润滑剂。
 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《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状:在获得过外界支持和帮助的地区中,提供支持和帮助最多的是政府,占比为18%;其次是社会组织,占比为11%;第三是志愿者方面,占比9%。
  这意味着,受访的留守儿童接受社会帮助仅只有一成左右来自社会组织。
 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,这个比例太低了。
  佟丽华认为,进一步强化父母的监护责任、专业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、政府做好监督和违法行为干预,是推动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最重要的三个方面,“单靠政府就能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。”
  佟丽华建议各级政府应该在“十三五”期间推动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县实施“一十百千万”工程,即在每个实施县培育、孵化一家专门尽心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社会组织,每个社会组织有十名专职工作人员,这些专职人员应具备社工、法律、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背景,同时发展出百千万志愿者参与其中,在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工作。
  “市场化运作这样的社会组织,政府出钱购买专业的服务,并监督服务是否到位。”佟丽华说。
  杜爽提醒,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明显有别于志愿服务,也不能把社会爱心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直接画上等号,“能否根据大规模的需求,拿出合适的解决方案,考验着社会组织的专业性。”
  杜爽认为,目前还需要社会组织提高自身专业性,能够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创新出更多方法,以满足大规模、低成本的需要,一些引导性的基金也应该更加支持这方面的研究。
  杜爽同时建议,率先关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“独居群体”,“找到他们并建立档案,评估他们的心理状况,这非常重要,这个群体是留守儿童群体中最高危的。”
  《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》显示,在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中,58%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。
 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毕节市委宣传部得到的数字显示,毕节市曾经排查出全市有374187名留守儿童,其中无人监护的5521人。毕节市曾经选择劝导父母回乡监护、委托亲临监护、集中救助管护、乡干部或老师临时帮扶代管等四种办法帮助这5521名儿童。
  在杜爽看来,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的作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,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其中,可能效果更好。
  她呼吁毕节当地的社会组织尝试开展一个“独居儿童父母返乡支持计划”,由社会组织整合力量,在独居儿童的父母一方返乡后,提供就业创业扶助和技能培训,让独居儿童感受到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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